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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詩詞的賞心樂事
曲人生涯的餘韻流風

1949年以來
最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與百齡文化曲人獨特的世紀回憶

假如《曲人鴻爪》中收入的曲人書畫，展示了一代曲人高超的藝術境界，
孫康宜教授披露的文字細節，無疑展示出一代曲人令人傾倒的人格魅力。

崑曲名家、書苑才女張充和與號稱「百戲之祖」的崑曲文化結緣尤深，終生不離須臾。

張充和雖從舊時代走過來，但近文墨、入學堂才情四溢實屬難能，其性格獨特，詩才更好。

1937年24歲，張充和開始收藏曲人書畫。至1991年共54年，記錄了眾多曲人以曲會友的盛事，薈萃他們丹青墨韻的精華，便是今天讀到的張充和珍藏迄今的紀念冊《曲人鴻爪》（三大集）。

所謂《曲人鴻爪》，原是張充和所珍藏的一部私人紀念冊，在長期的曲人生涯中，不管是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移居海外的歲月，張充和總是隨身攜帶這部珍貴的私人紀念冊，只要條件允許，她總會讓遇到的曲人知己們，在紀念冊中留下他們親筆題贈的書跡畫痕。

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累積，這部洋洋三大本的私人紀念冊能夠看到包括第一集存藏抗戰前後，吳梅、杜岑、路朝鑾、龔聖俞、陶光、羅常培、楊蔭瀏、唐蘭等人的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至1966年間，身在美國的李方桂、胡適、呂振原、王季遷、項馨吾，以及身在臺灣的蔣復璁、鄭騫、焦承允、汪經昌、夏煥新、毓子山等人的作品，第三集則存藏1966年以後姚莘農、林燾、趙榮琛、余英時、吳曉鈴、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聞等人的作品。

本書即依據近百歲高齡的張充和本人口述，孫康宜教授筆錄曲人本事，鉤沉演藝傳承，再現獨具中國傳統文人文化特色的文藝沙龍中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並對《曲人鴻爪》各家題詞和畫幅做出畫龍點晴的詮釋和導讀。

閱讀這本書恍如目睹當年一次次崑曲盛事、文人雅集，歷史的管弦流響迴盪，綿延不絕。

全書文字書畫，相得益彰，希望能藉此留住張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滅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以及許許多多的誰家庭院，和那個時代幾成絕響的文化氛圍。

通過這條以書畫連接成的感性線索，我們將目睹崑曲藝術數十年來所走過的艱難道路，

從這些「世紀回憶」中，見證了曲學薪火相傳的過程。

作者簡介

張充和（Ch’ung-ho Chang Frankel）

祖籍合肥，1913年生於上海。10歲時師從朱謨欽學古文及書法。16歲從沈傳芷、張傳芳、李榮忻等學崑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抗戰爆發後，轉往重慶，研究古樂及曲譜，並從沈尹默學習書法。抗戰勝利後，於北京大學講授崑曲及書法。1948年結縭傅漢思（Hans H. Frankel）。1949年移居美國，在耶魯大學教授書法二十多載，並於家中傳薪崑曲，得繼清芬。

孫康宜（Kang-i Sun Chang）

祖籍天津，1944年生於北平。後遷居臺灣。1968年移民美國。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今為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著有中、英文著作多種，其中包括《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耶魯潛學集》、《耶魯性別與文化》、《遊學集》、《文學的聲音》、《走出白色恐怖》等。

三八余英時

一九八二年，耶魯大學

在海外華人文化社群中，余英時先生（一九三○─）與張充和女士的文字因緣早已傳為佳話。

首先，余張兩人均為錢穆先生的學生，多年前錢先生過九十歲生日時，兩人曾合作完成了一組祝壽詩──那就是，由余先生先寫四首律詩，再由充和將整組詩寫成書法──贈給錢先生。當然除此之外，他們之間還有許多類似的文字合作。

自從一九六一年張充和女士與漢思從加州搬到康州，他們便與余英時開始文字交往。漢思一向研究漢代文學，而當時余先生（在哈佛）也正專攻漢代史。由於哈佛與耶魯相離不遠，故彼此在學術上時有聯繫。余先生和充和雖會面較晚，但由於兩人都師從過錢先生，後來「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前面已經提到（本書〈三五姚莘農〉），一九六八年春充和到哈佛表演崑曲，那時余先生曾寫了一組贈詩給充和，多年後居然引起了一場中國大陸和美國讀者的「和詩熱」（詳情見本文後半段說明）。一九七七年余英時從哈佛轉至耶魯任教（直至一九八七年才轉去普林斯頓），前後有十年在耶魯大學共事，彼此之間的關係自然更加密切。

我以為，在目前充和的海外朋友中，余英時或許是對充和「相知最深」的一人。因為余先生對充和「相知」甚深，故能對充和的藝術本色做出精確的表述。例如，有一回充和向余先生展示她剛「發明」的菱形六角盒，盒內裝有乾隆時代的一塊墨──原來那次充和一時臨機應變，費了老半天，把丈夫漢思買來的裱盒改裝成仿古的「墨水匣」。充和一邊打開墨水匣，一邊對余英時說：「你看，我多麼玩物喪志。」

沒想到余先生立刻答道：「你即使不玩物，也沒有什麼『志』啊！」

余先生那句話剛出口，充和已大笑不止。

我以為只有像余先生那樣真正了解充和真性情的好友才說得出那樣的話。那句話就妙在一種既「調侃」又敬慕的語調中。

的確，余英時一向十分敬慕充和女士那種「沒有志」的藝術生活──包括她那隨時可以進入唱曲和自由揮墨的心境。相形之下，由於今日社會環境的改變，許多人都已經無法再過那種優雅淡泊的生活了。或許因為如此，一九八二年余先生在充和的《曲人鴻爪》書畫冊中所寫下的題詩，就表達了對這種情況的無奈：



臥隱林巖夢久寒，

麻姑橋下水湍湍。

如今況是煙波盡，

不許人間有釣竿。



必須說明，以上這首七絕原是余先生寫給錢鍾書先生的舊作。但放在《曲人鴻爪》中，卻令人大開眼界──它提醒我們，錢鍾書所處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曾一度煙波消失，不許垂釣，文人雅士再也過不上那種優遊林下的生活。相較之下，遠在北美的充和反而因為生活在別處而得以延續那曲壇書苑的流風餘韻。

我以為充和一直是個踏實獨立的「淡泊」人。她的詩中就經常描寫那種極其樸素的日常生活：



一徑堅冰手自除，

郵人好送故人書。

刷盤餘粒分禽鳥，

更寫新詩養蠹魚。

（〈小園〉詩第九）



遊倦仍歸天一方，

坐枝松鼠點頭忙。

松球滿地任君取，

但借清陰一霎涼。

（〈小園〉詩第二）



可見，充和平日除了勤練書法和崑曲之外，總是以種瓜、收信、餵鳥、寫詩，觀松鼠、乘涼等事感到自足。那是一個具有平常心的人所感到的喜悅。在她的詩中我們可以處處看見陶淵明的影子。